甘肃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52号
《甘肃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11月27日省人民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2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徐守盛
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甘肃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合理配置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促进各项事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以下统称“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包括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形成的资产、国家调拨的资产、按照国家规定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
第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其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
(二)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
(三)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结合。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对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行综合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主管部门负责对本部门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对本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实施具体管理。
第二章 资产配置与产权登记
第六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应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已规定配置标准的资产，应按照标准进行配置；对没有规定配置标准的资产，应从实际需要出发，从严控制，合理配置。
财政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要求配置的资产，能通过调剂解决的，原则上不重新配置。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应当遵循同一地区、同一级别、同一标准的原则，配置标准由同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和省上有关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需要以及地方财力状况等共同制定。
第七条 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由同级人民政府统一管理、统一配置。
第八条 行政事业单位用财政性资金购置资产，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按以下程序报批：
(一)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前，行政事业单位审核资产存量，提出本单位下一年度拟购置资产的品目、数量，测算经费额度，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二)财政部门根据本级资产配置标准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存量状况进行审批；
(三)财政部门审批同意后，各单位方可将资产购置项目列入年度部门预算，并在上报年度部门预算时附送批复文件等相关材料，作为财政部门审批部门预算的依据；
(四)行政事业单位因工作需要确需临时购置资产的，应提出资产购置计划，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五)未经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将资产购置项目列入部门预算和单位经费支出。
第九条 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召开的重大会议、举办的大型活动需要购置资产的，由会议或活动主办单位提出申请，财政部门按照先调剂、后租赁、再购置的原则进行审批。购置的资产，财政部门应集中管理，实行领用制度。
第十条 行政事业单位用上级补助收入购置的资产、上级部门直接配置、调拨、奖励的资产和接受捐赠的资产以及其他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在取得资产的60日以内由单位登记入账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事业单位用非财政性资金购置的资产，报主管部门审批，主管部门应将审批结果在15日以内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行政事业单位购置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资产，应依法实施政府采购。
第十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配置的资产应当进行产权登记，产权登记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组织实施，并由财政部门核发《产权登记证》。
产权登记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单位名称、住所、负责人及成立时间；
(二)单位性质、主管部门；
(三)单位资产总额、国有资产总额、主要实物资产额及其使用状况；
(四)行政事业单位对外出租、长期出借资产情况，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担保情况；
(五)其他需要登记的事项。
第十三条 产权登记分为占有产权登记、变更产权登记、注销产权登记。
(一)新设立的行政事业单位(含已设立但未办理《产权登记证》的单位)，应办理占有产权登记；
(二)发生分立、合并、部分改制以及隶属关系、单位名称、住所和单位负责人等产权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行政事业单位，应办理变更产权登记；
(三)因依法撤销或者整体改制等原因被清算、注销的行政事业单位，应办理注销产权登记。
第三章 资产使用
第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建立健全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制度，规范国有资产使用行为，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定期对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清查盘点，做到账账、账卡、账实相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十五条 行政单位不得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担保，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行政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举办经济实体，在本办法颁布前已经用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举办经济实体的，应按照国家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进行脱钩。脱钩之前，行政单位应按照规定对其经济实体的经济效益、收入分配及使用情况等进行严格监管；财政部门应对其经济效益、收入分配及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行政单位拟将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的，应当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同级财政部门应对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事项严格控制，从严审批。
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应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财政部门审批。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事业单位应对本单位用于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的资产实行专项管理，并在单位财务会计报告中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
第十七条 行政单位出租、出借国有资产所形成的收入，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收入以及利用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和担保等取得的收入应纳入单位综合预算，统一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对于行政事业单位中超标配置、低效运转或者长期闲置的国有资产，行政单位的由同级财政部门调剂使用或者处置；事业单位的由主管部门进行内部调剂，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的管理，对利用国有资产建设的宾馆、酒店、培训中心等经营场所、出租出借办公场所以及其他利用国有资产投资进行经营的行为及经营收入实行逐步集中统一管理。
第四章 资产处置
第二十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方式包括无偿调拨、出售、出让、转让、置换、对外捐赠、报废、报损以及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等。
第二十一条 行政事业单位处置国有资产，应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处置。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由行政事业单位提出意见，经有关技术部门鉴定后，按审批权限报送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审批。
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和车辆等资产的处置，货币性资产损失的核销以及单位价值或者批量价值在规定限额以上的资产的处置，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规定限额以下的资产的处置报主管部门审批，主管部门将审批结果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处置限额由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资产的出售、出让、转让、置换等应当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在政府批准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进行。
第二十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分立、撤销、合并、改制及隶属关系发生改变时，其资产应进行全面的清查和登记，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后方可办理移交、调拨、封存、拍卖等手续。
第二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各级财政部门应逐步实行国有资产集中统一处置。
第五章 资产评估、清查与纠纷调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
(一)取得没有原始价格凭证的资产；
(二)出租、出借、担保、对外投资的；
(三)拍卖、有偿转让、置换资产的；
(四)涉讼的资产；
(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清查：
(一)国家专项工作要求或者本级政府组织资产清查的；
(二)行政事业单位进行重大改革或者整体、部分改制为企业的；
(三)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资产严重损失的；
(四)会计信息严重失真或者国有资产出现重大流失的；
(五)会计政策发生重大更改，涉及资产核算方法发生重要变化的；
(六)行政事业单位认为需要进行资产清查的；
(七)同级财政部门认为应进行资产清查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七条 行政单位之间的产权纠纷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由财政部门或者同级人民政府调解、裁定。
行政单位与非行政单位、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发生产权纠纷，由行政单位提出处理意见，报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依照司法程序处理。
第二十八条 事业单位与其他国有单位之间发生国有资产产权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向财政部门或者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调解、裁定。
事业单位与非国有单位或者个人之间发生产权纠纷的，事业单位应提出处理意见，经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依照司法程序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行政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占有、使用和处置国有资产的，由同级财政部门责令改正，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和被侵占的国有资产；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由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资产配置、使用、处置以及上缴、管理国有资产收入或者下拨财政资金时，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省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机关中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管理，按照本办法执行。
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对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创办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由财政部门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9年2月1日起施行。
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再思考
薛江武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取与舍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处理民事纠纷的传统方式，曾经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并被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然而在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有的法院提出“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改革思路，片面强调快审快结和当庭宣判率，重判决与轻调解的倾向已经显露。法官在审案中注重的是公开、公正、高效，和风细雨、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逐渐被忽略，民事诉讼调解率大幅度下降，而高判决率所引起的上诉多、申诉多、执行难等问题不仅使法院工作陷于负重与被动，同时也增加了当事人对法院工作方式简单化、办案社会效果差的不满情绪，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现代世界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看，为克服诉讼迟延、法律职业工作者人数跟不上实际需要、诉讼费昂贵等弊端，和解或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和解或调解制度的完善也处于不断成熟之中。据了解，有“诉讼王国”之称的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所谓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才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日本通过调停解决的案件占总数的53％到54％，诉讼中经和解解决的案件达35％；德国的和解率最低，其案件总数的75％是通过判决解决的。虽然各国的和解、调解缺席并非完全相同，但通过协商解决纠纷、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减轻法院案件过多的负担是各国法律设立调解制度的本意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预防和减少诉讼，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此，在深入法院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应提倡多做调解工作，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各类民事纠纷，同时注重对调解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而不是对其弱化或忽视。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它确定了法院调解民事案件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自愿原则；第二，合法原则；第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对于前两项原则应无异议，但对第三项调解原则，笔者以为值得商榷。
调解的本意是调和解决纠纷，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解决纠纷不伤和气的目的。民事纠纷属私权的范畴，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允许其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因为，如果案件当事人自愿调解，不要求查清事实，法院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坚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呢?许多案件在庭前调解，案件本身没有开庭查证，怎么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自行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法院或法官没有必要依职权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司法实践中大多调解案件都是在“和稀泥”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如果查明了事实，分清了是非，有理方让步的可能性反而更小。调解与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也不同，把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作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显然限制了调解作用的发挥，客观上也可能拖延调解结案的时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赋予诉讼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之前的反悔权，也就是说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双方并无约束力，调解书送达时，当事人任何一方无需任何理由均可以反悔。无论从法理上推敲还是从司法实践运行的效果而言，赋予当事人反悔权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放纵，它违背了诉讼效益原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维护法律权威，也使那些恶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有空可钻。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协议，自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即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各方应当遵照履行。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尚且如此，何故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出尔反尔呢?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应视为对争议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处分，送达仅仅是满足程序上的一种需要，不应作为实体处分生效的必备条件。无限制的反悔权容易助长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客观上也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这一原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能够调解的应当尽可能调解，对调解工作应持积极态度；二是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合法原则。在积极调解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指导思想下，我国民诉法对调解的适用范围、组织形式、步骤方式都作了较为宽泛的规定。但现行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显现出不科学、不合理之处。
一、调解无审级限制。只要当事人自愿，不管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任何审判阶段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也是鼓励用调解的方式平息纷争，促使各方友好相处。但实质上无审级限制的调解掩盖了这样一个矛盾，当判决结果对双方当事人都不利时，当事人往往通过调解来修正判判对他们带来的不利后果。这种修正在合同无效及合同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涉及追缴的判决中更为常见。当事人合意推翻一审或已生效的判决(尤其是公正判决)，损害了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因为法律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是纠正一审或已生效裁判的错误，不是为了给当事人再提供一次调解的机会。从审级分工职能要求而言，只要一审或已生效裁判实体正确，程序合法，就应当驳回上诉或申诉，这是二审或再审对一审或已生效裁判的应有态度，也是严肃执法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至于当事人之间自愿就债权债务数额多少进行调整，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和解程序解决。
二、调解程序启动的随意性。由于我国法律对调解权的行使和调解程序的启动缺乏明确的规定，承办法官与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同意，案件办到哪里，承办法官的调解工作可以做到哪里，由于超职权主义色彩的渗入，法官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较大，造成诉讼调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过于突出，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受到侵害，同时也为“强制调解”、“恣意性调解”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失去法院调解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
三、调审合二为一。我国法院调解实行的是调审结合模式，即调解与审判相互结合，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这种调解模式和运转机制有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审判效率的优势，但从另一角度看，调审结合的调解模式在实践中必然引起调解和审判二者价值的矛盾与冲突。由于调解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及地位上的优势，以合意为基础的调解常常演变为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并直接给当事人形成心理上的压力，导致调解功能的扩张和审判功能的萎缩。调解作为审判权的运行方式，会妨碍审判功能的正常发挥；审判权介入调解，则会影响当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造成“合意的贫困化”。
四、恶意调解缺乏制约措施。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合法负有当然的审查义务，但相当多的情况下调解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后，再到法院来走程序，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他人债务以诉讼调解的方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较为常见的有调解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这类案件的调解，往往是事后才发现调解目的恶意并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我国法律对这种调解行为缺乏相应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综上，我国现行调解制度虽几经修改，但在审判实践中已显现出许多不足，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及审判体制高效运转的需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改良法院调解制度已成为法律工作者的一项紧迫任务。
完善我国调解制度的构想
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持发扬司法优良传统，健全法院调解机制，提高诉讼调解功效原则，同时借鉴参考世界各国有关和解、调解制度方面的有益经验，使我们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具体修正与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在调解程序中，弱化职权主义色彩，强化当事人对诉讼的支配权。法院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双方当事人自由合意，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这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案件审理的方式是调解还是判决，应当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只有在当事人各方均表示同意调解的情况下，法官才能启动调解程序，当事人未要求调解或有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时，法官无权主动召集当事人调解，而应当进行判决。第二，调解方案应由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并在完全自由的合意中运行。法官不得主动提出调解方案，法官的职责是作为中立人，确保协议过程中各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能自由地表达真实意思，并通过参与调解过程，引导当事人在合法的原则下达成调解协议，敦促调解的进程与成功。为避免当事人拖延诉讼，无休止调解，可考虑设置调解期限，在法定期限内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法官有权决定进入判决程序。
二、实行“调审分离”，法官职能分工进一步具体化。调解主持人和判决主审人合二为一，承办案件法官双重角色是形成“强制调解”的主要原因，法官在判决前频繁接触当事人以及当事人对法官提出的调解意见的接纳态度，在可能通过法官的情感因素直接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因此，西方国家法官职能分工具体化的做法值得借鉴和思考。英美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之一，是把整个诉讼过程分为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负责调查、和解、对审前程序管理官与负责开庭、裁判的法官分而设之，有的法院还设有专事和解的法官，以此避免审判法官因开庭前与当事人接触而产生的先入为主与偏见，保证裁判的公平、公正。这种做法在我国法院体制改革过程中已被一些法院参照采用，并根据法官职能把法官分为准备法官和庭审法官。准备法官负责开庭审理前的送达、调查、保全、收集证据、调解等庭前准备工作，不再拥有审判权；庭审法官则负责案件的审理，不再参与庭前活动。实践证明，法官职能的细化有效地防止了审判法官不公不廉行为的发生，保证了法院调解时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有利于调解功能的发挥。
三、缩小调解适用范围，维护判决权威，提高二审、再审的办案效率。调解的适用范围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适用案件范围，二是适用阶段范围。就前者而言，应当摒弃毫无限制地将所有民事诉讼案件都纳入调解范围的做法，适当控制诉讼当事人行使调解权的案件范围，下列案件应考虑排除在法院调解之外：(一)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度的案件；(二)民事行为无效应当给予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合法利益，受害人未参与诉讼的案件；(四)以当事人无处分权为标的案件。在适用阶段上，笔者主张法院调解应限于一审判决之前，在其它诉讼阶段不宜再启动调解程序，这有利于防止当事人诉讼权利滥用，节约诉讼成本，也有利于杜绝法官不适当行使职权，维护公正判决的权威，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和重视一审程序，发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应有作用。
四、取消反悔权，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如前所述，反悔权有损法院调解的权威性，也徒增法院工作负担，造成无效劳动之后果。建议法律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视为调解成立，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但是，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法院调解无效确认之标准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充分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调解协议的履行对被欺诈、胁迫方明显不公；(二)调解程序违法或法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调解内容实体不公；(三)当事人恶意串通，非法行使处分权，直接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且无法补救第三人损失的；(四)调解协议违反法律原则或禁止性规定的。
五、为鼓励调解，减轻当事人负担，可以考虑对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减半收取诉讼费。
(作者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