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长官与公诉律师

何家弘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近日公布的《检察工作五年发展规划》中号召人们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积极推进检察改革”，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设想。笔者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专门考察了美国的检察官制度并有所心得。现对美国检察官的职能及相关制度作一介绍。外国的东西，或为它山之石，或为前车之鉴，学之避之，均有裨益。

　　一、美国检察官职能的基本定位

　　美国是个“由许多政府组成的国家”，因此其检察系统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分散制的特点。简言之，美国的检察系统是由联邦检察机构和各州的地方检察机构组成的。二者平行，相互之间并无隶属关系。

　　联邦检察机构包括联邦司法部中具有检察职能的部门和设在95个联邦司法管辖区的联邦检察官办事处，其基本职能是对违反各种联邦法律的行为进行调查并提起公诉。联邦检察长是联邦政府的首席检察官，同时也是联邦司法部长，即最高司法行政长官。每个联邦检察官办事处由一名联邦检察官领导，下设助理联邦检察官若干。他们是联邦检察工作的主要力量。

　　美国各州的地方检察系统主要由州检察长和州检察官组成。州检察长名义上是一个州的首席检察官，但是他们多不承担具体的公诉职能，也很少干涉各个州检察官办事处的具体事务。诚然，各州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在特拉华、阿拉斯加、罗得岛等州，检察长对刑事案件的公诉工作负有直接的责任，各个地区的检察官员都是他的助手。但是在俄亥俄、田纳西、怀俄明等州，检察长根本无权过问各地的检察工作。在大多数州，检察长与地区检察官之间往往保持一种咨询顾问性质的关系。

　　州检察官的司法管辖区一般以县为单位。但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其辖区也可能由几个县组成。州检察官是各州刑事案件的主要公诉人，通常也被视为所在县区的司法行政长官。一般来说，各地警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的调查中都会接受检察官的指导乃至指挥。在很多美国人的心目中，检察官就是本地区的司法长官，也可能称为执法长官更为合适，因为检察官当然不能凌驾于法官之上。美国各州检察官的称呼极不统一，有州检察官、地区检察官、县检察官、公诉律师、县公诉人、法务官、地区检察长等。这是美国各地的传统不同所导致的。

　　无论是联邦还是地方，每个检察官办事处只有一名检察官。联邦检察官是由总统任命的；地方检察官则多为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少数为州长或州最高法院任命的。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般都称为助理检察官，包括各个部门的首长。他们有职务和工资上的差别，但是没有“职称”上的差别。无论你是局长还是处长，都是“助检”。即使你升到了一个大型检察官办事处的二把手，你的官称也不过是“第一助检”。“助检”们是检察工作的主力军。此外，那些较大的检察官办事处还有两种辅助人员，一种是实习生，另一种叫“准法律工作者”。前者一般是法学院毕业班的学生，为了找工作而提前到办事处来当“助检”的“助检”。后者不是法学院的毕业生，没有律师资格，但是受过一定时间的法律职业培训(一般为两年，类似中国的大专毕业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助检”收集判例资料或起草法律文件等。他们不具有检察官的职权。

　　美国的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官都必须是其所在州的律师协会的成员。换言之，在当地取得律师资格是从事检察工作的前提条件。在此有必要说明一句，美国的律师协会实际上是广义“律师”的行业组织，也许把它翻译成“法律工作者协会”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语言使用习惯，因为美国的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其成员。

　　毫无疑问，美国检察官最主要的职能是代表当地人民对刑事被告人提起公诉。虽然检察官经常被称为一方土地的执法首脑，虽然他们可以指导甚至直接指挥执法人员的犯罪侦查活动，但那都是为提起公诉服务的，他们并没有中国检察官所具有的法律监督职能。在法庭上，检察官无权监督审判活动，他们只是与辩护律师地位平等的公诉律师。由此可见，虽然美国的检察官可以称为执法首长，但是对其职能的更准确定位还应该是公诉律师。

　　二、美国检察官职能的主要特点

　　美国检察官行使职能的基本模式是个人负责制。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就每个检察官办事处(相当于中国的检察院)来说，无论是联邦的还是地方的，检察官都是绝对的“老板”，他有权决定办事处的一切问题。办事处负责的所有案件都以他的名义起诉。办事处的全部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助手和“雇员”。当然在较大的办事处里，检察官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全部过问，但是他掌握着最终决定权。第二，就具体案件的工作而言，个人负责也是一项基本原则。无论承办案件的“助检”是“老将”还是“新兵”，他们都有权就案件的调查和起诉作出决定。当然，这些决定在必要时应得到检察官的同意。如果两名以上的“助检”同办一个案件，一般都有一人为“主办”，其他人为“协办”。总之，美国的检察工作是由个人决定和个人负责的，不是由集体决定和集体负责的。

　　个人负责制的优点是职责明确、效率较高，但是也容易为检察官职能行使过程中的独断性打开方便之门。在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检察官的职权要受到法官和辩护律师的约束，当然无法独断专行，因此其独有权力主要表现在审判之前，包括罪行豁免权、起诉决定权和辩诉交易权。这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检察官有权向那些有罪的证人签发罪行豁免书，保证他们不会因为作证所涉及的犯罪问题而被起诉，但是伪证罪和妨碍司法罪等除外。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罪行较轻的罪犯，而且多为重要案件中的重要证人。

　　起诉决定权是美国检察官最重要的权力，
而且几乎是不受任何审查的。20世纪以来，美国的一系列判例都确认了检察官在刑事案件提起公诉问题时那种不得复议的独有权力。诚然，如果检察官决定起诉，那么审判就是对其决定的审查，因此其权力更集中地表现在不起诉的决定上。美国学者博顿·阿特金斯曾经指出：“然而，我想知道为什么一名检察官——比如说一名县检察官——有自由裁量权来决定不起诉，即使有明确的有罪证据。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政治的影响。而且，他不必向任何人说明其已经查明的案情和已经收集的证据，也不必向任何人说明他为何对法律作出如此解释，更不必向任何人说明为何在此困难的政策问题上采取这种立场。
”①

　　辩诉交易权是检察官另一项重要权力。所谓辩诉交易，就是检察官与刑事被告人或者其辩护律师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由被告人承认有罪来换取较轻的罪名指控或刑罚。虽然被告人可以拒绝检察官的辩诉交易建议，但是被告人无权要求得到辩诉交易。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辩诉双方的平等权利，但它实质上是检察官的专有权力，因为是否进行辩诉交易，和哪个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这只能由检察官来决定。在有多名被告人的共犯案件中，检察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同其中的某个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而且，检察官的辩诉交易权是不受审查的，法官也不得干涉检察官和被告人的辩诉交易。只要被告人的认罪是自愿的，而且已经言明放弃陪审团审判的权利，那么法官就不再进行法庭调查和审判，直接按照检察官起诉的罪名判刑。这实际上等于由检察官来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了。

　　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负担过重，所以“选择性起诉”的原则已经被美国人所接受了。既然社会中的犯罪行为已经大大超过了刑事司法系统的承受能力，那么把某些犯罪截留在系统之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至于哪些种类的犯罪、哪些犯罪人、以及哪些犯罪行为应该截留，这个问题只能由检察官决定。由于检察官具有极大的政治倾向性或者极易受政党势力的影响，所以当这种独断权力成为服务于一定政治目的的工具时人们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三、美国检察官职能的行使程序

　　美国数千个检察官办事处的规模相差非常悬殊。例如，笔者曾经访问过的位于芝家哥市的伊利诺斯州库克县检察官办事处有工作人员900多人；而美国有很多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数量都不足10人，最少的只有1人。这种状况严重地阻碍了美国整个检察系统的协调发展。

　　如前所述，美国检察官的基本职能是在刑事案件中代表当地人民提起公诉。那么人员多少不同，检察官办事处行使职能的程序和作法显然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小的检察官办事处没有工作人员的职能分工，大中型检察官办事处则有一定的职能分工。分工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纵向分工或程序分工；其二是横向分工或案件分工。前者属于“流水线”式的分工。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根据案件起诉工作的程序进行分工，不同的人负责不同阶段的工作，如受理案件、预审听证、大陪审团调查、审判、上诉等。后者是根据案件的种类进行的分工。这种分工可以有不同的层次，有的分工粗一些，有的分工细一些。例如，有的检察官办事处只把刑事案件分为重罪和轻罪两大类，分别由不同的助理检察官负责；还有的检察官办事处则进一步把重罪分为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甚至细分为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等，分别由不同的助理检察官负责起诉。就多数检察官办事处来说，他们采用的是二者相结合的方式。


　前面提到的库克县检察官办事处的主要职能部门是刑事起诉局，下设三个处，分别负责轻罪起诉工作、重罪起诉工作和性犯罪起诉监督工作。轻罪起诉处下设预审听证科、未成年人犯罪科、交通违法科和轻罪复议科；重罪起诉处下设预审听证科、重罪复议科、大陪审团调查科、上诉科和特别救济科，并在其辖区内的4个法院各派驻一个起诉组，分别负责该法院的重罪起诉工作。此外，该检察官办事处还设有一个麻醉品局和一个特别起诉局。前者下设缉没处、预审听证处、审判处、夜晚麻醉品案件处、妨害排除处和一个跨司法管辖区的专项打击队；后者下设纵火案件起诉处、金融和政府诈欺案件起诉处、集团犯罪案件起诉处、团伙犯罪案件起诉处、公务廉正案件起诉处和选举案件起诉处。该检察官办事处的调查局则在各种疑难案件中协助起诉人员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他们可以自己调查，也可以领导当地警员调查。这就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纵横结合的职能分工模式。

　　美国各州的刑事案件起诉程序也不完全相同，概括起来有两种基本模式，即大陪审团审查起诉模式和司法官预审听证模式。前者是传统的起诉程序。按照这种程序规定，检察官在掌握了犯罪的基本证据之后，要把案件提交由当地居民组成的大陪审团进行审查，并由大陪审团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后者是一种简化的起诉程序。按照这种程序规定，检察官在掌握了犯罪的基本证据之后，要把案件提交法院中专门负责预审的法官或司法官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应该提起公诉。大陪审团审查和预审听证的主要“设计”功能都是为了制约检察官的起诉决定权，以便减少检察官起诉决定中的独断性和不公正性。但是二者在实践中所真正发挥的作用并不大，特别是大陪审团。因为审查程序是由检察官启动的，而且起诉的对象、罪名、证据等都是由检察官一手决定的。在实践中，大陪审团反对检察官起诉意见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法律赋予大陪审团强制传唤证人等特殊权力，所以它们往往成了检察官手中获取证据的“特殊工具”。

　　内容摘要:民事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较于普通的裁判结案方式,有“案结事了、彻底息诉、节约司法资源”的优越性和易于执行性,且符合“大调解”的司法改革理念,故被法官大幅度地采用。但以拖促调、强迫调解、欺骗调解等违法调解现象也随之暴露出来,修改后民诉法首次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调解案件的监督职权,填补了调解监督的空白点。如何正确把握调解监督条件,强化调解监督机制尤为重要　

　　
　　在当前我国法制化进程中,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民事纠纷案件呈大幅上升趋势,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大量民商事纠纷越来越凸现其强大的优势,诉讼调解日益受到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法官的青睐,已经成为民商事案件的主要结案手段。但法院调解制度也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不足,阻碍了调解制度作用的发挥。

　　以往,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4号)《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调解被排除在检察监督之外。201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会签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对民事调解案件实行法律监督的破冰之旅。修改后的民诉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等相关规定,明确地确立了调解监督的法律依据,有益于构建更加完整合理的民行检察监督体系。

　　一、　 民事调解监督的立法价值

　　此次民诉法修改对民事调解监督的立法确认,是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会签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后,各地检察机关一年多实践成绩的积极回应,具有独特的立法价值。

　　一是强化了检察监督的效果。检察机关通过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调解书的审查监督,可以从中发现并查处审判人员拘私舞弊等违法乱纪案件,从而遏制司法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保障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维护司法的尊严和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

　　二是增强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有权以公益代表的身份对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或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的生效民事调解,采用抗诉或检察建议方式引起再审程序,把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范围扩展到生效民事调解,从而实现其法律监督的职能。

　　三是进一步促进了司法和谐。检察监督范围扩至民事调解,不仅能减轻调解监督机制的弱化对司法不公的致命影响,更有利于司法和谐。检察机关调解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有利于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可以促使法院的调解活动在程序公正的轨道上运行。就民事调解的性质而言,作为人民法院定纷止争的民事调解,其实质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民事审判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一种,必须受到权力制约。因此,只有对民事调解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法官审判权不被滥用[1]。

　　二、正确把握调解监督的条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会签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一)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第六条: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行政赔偿调解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修改后的民诉法第第二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据此,法律等相关规定把调解监督界定于“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上。鉴于民事调解所应遵循的自愿、合法原则,检察监督的范围还应建立在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之上。

　　公共利益在外延上具有不确定性,与个人利益在边缘上呈交织状态,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有的人认为,只有涉及到大多数公民的利益才足以形成公共利益,有的人则认为,只要是违法调解,就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危及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就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笔者认为公共利益应做扩大解释。修改后民诉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法律并没有对公共利益有明确的界定,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协议内容涉及到损害公共利益的,少之又少。若对此缩小解释,则民事调解案件能纳入监督范围的寥寥无几,对调解案件的监督等同虚设。

　　鉴于此,对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调解案件当然进行监督。　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调解案件客观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数量甚至远远超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数量。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也负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因此,对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案件进行监督,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客观需要,也是检察监督权的应有之义[3]。

　　三、关于民事调解监督事由的具体设想

　　民事调解监督事由即检察机关审查应否抗诉(提抗)或检建的理由或根据,即调解案件的审查阶段,是调解监督之根本 。笔者认为应主要审查以下几个方面。

　　1、参与调解的当事人主体适格与否。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事行为能力欠缺。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与的调解活动时,无法准确的处分自己的权益,对这类案件,应当允许以此为由提起申诉。二是代理人无权代理[4]。

　　2、调解涉及内容违反法律规定。一是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二是调解协议内容造成案外第三人损害时,为保护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因此,对这类案件应允许案外第三人以申请人身份提出撤销调解协议的申请。

　　3、调解合意意思欠缺。一是违反自愿原则,实施强制调解行为。在调解申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如何审查认定违反了自愿原则,没有客观尺度,取证困难,在司法实践上造成操作困难。往往只有申诉人的言语主张,因为无法审查,不能成为有效的抗点。 违反自愿原则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法官在调解活动中,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强制调解或变相强制调解的。调解制度的本质属性及正当化基础是当事人的合意,如果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都坚持不愿调解,法院就不能强制调解或变相强制调解,否则就违反了自愿原则。二是因对方当事人实施胁迫、欺诈而使当事人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笔者认为,在调解中,一方当事人实施胁迫、欺诈行为,违背了诚信原则,并借此获得不当利益,达成的调解协议即不是双方的合意结果,不具有正当性,对这类案件,应属监督范畴[5]。三是双方当事人虚假调解。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112、113条的规定,加大了对虚假诉讼案件的打击力度。双方当事人为规避法律义务或为了牟取非法利益,相互勾结串通,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为代价达成调解协议的,法院对调解协议达成过程中事实、证据并不进行严格审查,这使虚假调解得以滋生。这类调解协议明显侵犯了案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当然包含于监督范围之内。

　　4、调解程序违法。调解监督的范围建立在合法原则的基础之上,不仅仅指实体上合法,还应包括程序法的规定。在程序合法方面,包括调解的启动、调解方式、调解组织、调解协议内容、调解协议的确认、调解协议和调解书的生效、调解书的执行等程序方面都要符合法律的规定。

　　5、参与调解的法官问题。一是法官在调解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行为的。这种行为必然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 ,不仅造成调解结果的实质不公,还会破坏廉政建设和法律威严,牺牲了法律应有的正义。二是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的。如有回避情形的法官未主动回避或未被申请回避,在调解中偏袒一方,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等。法院违反程序的行为会使得法院的中立性受到质疑和挑战,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因而对于程序违法的民事调解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①] 聂铄:“民事调解案件行使监督的思考”,载《当代法学》2001年第5期。

　　[②] 邵建东、“从三方面加强对民事调解的法律监督”ffice:smarttags" />2012年10月09日06:19　正义网-检察日报。

　　[③] 关金华:“析民事调解和仲裁裁决法律监督的论争”,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第5期。

　　[④] 成效东、陶治平:“民事调解案件应当列入检察监督的范围”,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