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人大常委会


青岛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2010年8月27日青岛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29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依法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采取措施，完善制度，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三条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妇女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妇女工作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妇女维权工作专项资金。



第四条市、区(市)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市、区(市)人民政府教育、公安、民政、司法行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保障和维护妇女权益。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相关机构和人员负责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五条各级妇女联合会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残疾人联合会、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团体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支持本单位妇女组织的工作，为妇女组织开展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六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制定自治章程、居民公约、村规民约以及居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事项，应当坚持男女平等原则，维护妇女权益。



第七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单位应当进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维护妇女权益的宣传、教育，推动树立男女平等的社会风尚。



每年的三月为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宣传月。



第八条妇女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靠对社会的贡献提高社会地位。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对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成绩突出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政治权利



第十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为妇女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以及社会事务的管理创造条件。



妇女和妇女组织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换届选举时，经过提名、推荐、酝酿、协商，正式代表候选人中妇女的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本市采取措施，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居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居民代表、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村民代表中，妇女应当占适当比例。



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中女代表、女委员的比例应当与本单位女职工的比例相适应。



第十二条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和事业单位，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成员；妇女相对集中的，领导成员中妇女的比例应当相应提高。鼓励其他社会团体、企业和组织，安排妇女担任领导成员。



市、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中应当有妇女担任正职领导。



第十三条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可以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推荐女干部，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重视其推荐意见，有计划地培养、选拔、任用女干部。



第三章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四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开展有益于妇女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妇女活动中心，为妇女提供学习、交流、活动场所。



体育彩票公益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开展妇女体育活动给予支持。



第十五条学校应当根据女性青少年的特点，对女学生进行生理、心理和自我保护等方面的教育。寄宿制学校应当为女学生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设施和安全保卫措施。



第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流动人口同住适龄子女教育纳入当地教育规划。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统筹安排并保证流动人口中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接收。



第十七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为有困难的女性青少年就学提供帮助。



第四章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第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妇女岗位培训、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拓展妇女就业渠道，促进妇女平等就业，鼓励、支持妇女自主创业。



在政府补贴的创业培训、紧缺工种培训等专项培训中，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应当保证妇女与男子平等地接受培训。



第十九条各类学校的女毕业生，依法享有与男毕业生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二十条用人单位的招聘广告、规章制度中不得含有歧视妇女的内容。



用人单位因企业转产、经营方式调整等原因确需裁减人员时，不得以任何理由歧视女职工，损害女职工的利益。



第二十一条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婚姻、怀孕或者生育情况为由，直接或者变相在薪酬待遇、职务任免、职务升降、评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等方面，歧视女职工。



第二十二条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确定人员负责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并根据女职工的生理特点和职业特点，对女职工进行劳动保护教育。



用人单位应当关心女职工的心理健康，必要时，应当安排专业人员对女职工进行心理疏导。



对哺乳期的女职工，可以实行弹性工作时间。



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不得违法延长女职工的工作时间或者占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和带薪年休假日。确需延长女职工工作时间或者占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和带薪年休假日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工资报酬或者安排补休。



第二十四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参加生育保险，及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未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导致女职工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生育保险待遇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向女职工支付有关费用。



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专项生育补助资金，对符合生育规定的农村产妇和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产妇，实施住院分娩补助。



第二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给予扶持，改善农村妇女医疗卫生保健条件。



镇和街道卫生保健机构应当为当地妇女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服务，普及保健知识。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本辖区内妇女的卫生保健工作。



鼓励医疗机构和社会组织为老年妇女义诊或者在医疗、护理和康复等方面给予优待和照顾。



第二十六条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女职工健康档案，每年至少组织女职工进行一次妇科病、乳腺病筛查。



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为生活困难的妇女进行妇科病、乳腺病筛查提供帮助。



第五章人身权利与财产权益



第二十七条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妇女的生命健康权、隐私权、荣誉权、肖像权、名誉权、姓名权等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



第二十八条广告、商标、展览橱窗、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等形式中不得含有歧视或者侮辱妇女的内容。



第二十九条禁止以语言、文字、图片、影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用人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第三十条农村中下一代直系亲属全部是女性的家庭及其成员享有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



第三十一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结婚、离婚、丧偶为由，强迫或者阻挠农村妇女迁移户口，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权益。



第六章婚姻家庭权益



第三十二条依法保护妇女的婚姻自由。



禁止以扣押、隐藏财产或者相关证件等方式，干涉妇女结婚、离婚或者婚后生活。赡养义务人不得因妇女婚姻关系的变化，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再婚妇女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



第三十三条夫妻一方不得非法限制或者剥夺他方的居住权。



离婚时，如女方生活困难，男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



第三十四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对女方或者子女不履行扶养或者抚养义务，女方或者子女有权依法追索扶养费或者抚养费，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第三十五条妇女对夫妻共有财产享有知情权，有权依法了解由男方管理的共有财产状况。



夫妻一方可以持法律规定的申请材料，依法向财产登记机构申请查询另一方管理的共有财产状况，有关登记机构应当如实提供相关信息。



夫妻在办理共有的房屋及其他财产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登记时，可以申请联名登记；申请联名登记且符合条件的，登记机构应当依法予以登记。



第三十六条婚姻关系依法解除后，男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侵犯女方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得干扰女方的正常生活。



第三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对生活困难的单身母亲提供必要的救助。



第三十八条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制止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



第七章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妇女在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条以妇女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权益的，受害妇女可以要求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依法调解；也可以依法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一条用人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接到本单位或者其管理的公共场所发生性骚扰、非法搜查妇女身体或者非法限制妇女人身自由等人身权利受侵害的投诉，应当依法及时制止、处理。



第四十二条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当事人所在单位接到妇女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侵害的投诉后，应当及时制止、调解，不得拒绝、推诿。



第四十三条医疗卫生机构在诊疗活动中发现妇女因家庭暴力、虐待、性骚扰等致伤的，应当提示受害人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做好诊疗记录。



第四十四条民政部门应当为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暂时不能归家的妇女提供庇护和其他必要的临时性救助，并会同有关部门为接受庇护的妇女提供法律服务、医疗救治、心理咨询。



第四十五条公安机关应当将家庭暴力、性骚扰等案件纳入接警受理范围，及时出警；对正在实施的侵害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做好调查取证工作。必要时，可以根据受害妇女的要求，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



第四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害妇女提供法律援助。



妇女联合会、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为经济困难的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援助申请。



人民法院对侵害妇女权益的案件应当依法审理，并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受害妇女，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或者免交。



第四十七条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性骚扰、就业歧视等侵害的妇女在诉讼期间需要证据证明受害情形的，经受害妇女请求，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依法提供。因客观原因举证困难的，受害妇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取证。



在诉讼期间，侵权行为人继续实施侵权行为或者以侵害相威胁，妨碍受害妇女行使诉讼权利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制止，必要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第四十八条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妇女组织投诉。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妇女组织应当提供咨询或者帮助，不得泄露妇女隐私或者未经妇女同意公开其个人资料。



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妇女组织接到受害妇女投诉后，有权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答复。



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妇女组织对侵害特定妇女群体利益的行为，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揭露、批评，并有权要求有关部门查处。



第四十九条对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有关部门、单位不予处理或者处理不当的，市、区(市)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工作的机构可以向有关部门发出督促处理建议书。有关部门应当自接到督促处理建议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处理并作出答复。逾期不处理也不答复的，市、区(市)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工作的机构可以建议主管机关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建议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违反本办法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负有保障妇女权益职责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对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或者对申诉、控告、检举人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本办法自2010年11月1日起施行。


论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

余志来


摘要：环境侵权具有与以往传统侵权截然不同特性，集中反映了环境侵权当事人之间的不对等性，并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具备了弱者身份。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不仅是环境侵权自身要求，同时具有深厚的人权基础和实质公平 的本质。弱者保护理念的引入和运用，对于环境侵权理论的构建和制度的创新将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人权；实质公平


　　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环境问题”也骤然成为全球性课题。就我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然而，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是注释法学或者说伪注释法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对环境法的发展是百弊无一利的，使得环境法学的研究长期处于低水平 重复研究状态。[1]环境法学研究需要理论，我国的环境法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却存在着相对滞后的情况。现实对环境法的迫切要求与理论研究落后之间的矛盾，影响着我国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并最终制约环境问题的解决，影响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加强环境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摆在法学家面前的重要任务。[2]
　　相对于传统的一般侵权行为而言，环境侵权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于环境侵权表现出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技术性、潜伏性与复杂性等本质特性，使得无论立法界还是学界对环境侵权在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分担、起诉资格等方面都无一例外的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举动。进一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是现代新型侵权行为所共有的现象。这不仅是法律之公平正义价值的再现，也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体现，而在笔者看来，更为准确的说是弱者保护理念在侵权领域的反映和运用，是通过赋予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以弱者地位，通过立法给予受害人特殊保护，补救其弱者地位，维持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弱者保护理念贯穿于环境侵权的全过程，对环境侵权制度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于环境侵权的立法、司法等具有指导意义。将弱者保护理论切实运用到我国环境侵权领域，是对我国环境侵权法学研究的理论贡献。环境侵权中的弱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我国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研究，有关的立法也未直接涉及。诚于有学者所言，环境法学需要理论，没有理论的环境法学研究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而我国现在最缺乏的也就是理论。[3]

一、弱者保护是环境侵权的自身要求

　　弱者是相对于强者而言的，离开这对范畴，弱者保护也就无从谈起，而弱者与强者之间，本质区别在于两者具有某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环境侵权受害人如果想获得弱者身份，换言之，要想将弱者保护理念植入环境侵权领域，就必须要求环境侵权本身具有这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
　　环境侵权作为新型的特殊侵权，与传统的一般侵权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是否具有不平等性就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一方面，加害人往往是在经济、技术和信息上都处于明显优势的大企业、大公司，而受害人大都是弱小的一般民众。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以环境为媒介发生的财产、人身或环境损害，具有缓慢性、潜伏性和连续性、损害原因的查究往往需要相当科技知识背景的支撑。以上状况的存在造成环境民事纠纷中存在明显的当事人特性上的不对等、法院活动上的不对等、程序上之利益与实体上利益不对等、败诉危险分派上的不对等等诸多对受害人不利的问题或情形。[4]环境侵权的不平等性不仅表现在行为主体地位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表现在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环境侵权的价值性、侵权行为的继续性和后发行、侵权行为的地域性和国际性等特征上。
　　首先，行为主体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主体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其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机会也大体相当，因此传统侵权行为人一般在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环境侵权行为中的加害人多具有特殊经济地位和实力的工商企业，而受害人多为认知能力、防御能力和诉讼能力均较弱的分散的普通公众，二者地位事实上存在很大差异。[5]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将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而环境侵权属于民法范畴，而民法又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因此法律必须对丧失平等性的受害人予以弱者保护，对丧失的平等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填补。

（二）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

　　在传统侵权法律关系中，加害人与受害人是特定的，而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具有不特定性。着这种不特定性包括三个情形：最常见的是受害人的不特定，其次是加害人的不特定，最后还可能存在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不特定，甚至出现局部混同的想象。同时这种不特定性不仅体现在代际内，还出现在代际间。当事人的不特定性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主张权利更加困难，首当其冲的就体现在起诉资格的限制，各国侵权法都要求原告证明自己与要求法院审理的事项有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的证明就使得受害人望而却步，再加上环境侵权本身的复杂性、继续性和后发行等特点，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在程序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也环境法律难以贯彻，环境侵权事故屡屡出现的原因之一。这种不特定性就要求我们在环境侵权领域运用弱者保护理念进行制度的创新。如美国就确立了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虽在起诉资格方面仍比较苛刻，但目前有缓和的迹象。[6]

（三）环境侵权的价值性

　　传统的侵权行为基本都是单纯的致人损害行为，不仅对受害人造成损害，而且往往危害社会安全，违反社会公共秩序。“因而在价值判断上，传统的侵权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行为。由于环境侵害始终与经济发展相伴随，诸如排放烟尘、倾倒废物等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从事公共福利活动中的衍生行为，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还带来相当程度的利益性。因此，在价值判断上，其属于社会生活常规、有价值、有意义的合法行为，甚至是国家鼓励的活动。”[7]环境侵权在很多概况下本身具有合法性，换言之，加害人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和过错，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却因此受到损害，依传统侵权的过错归责原则，受害人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无过错的归责原则的引入，是弱者保护理念在环境侵权领域的最大体现，是人们在法制进程中自觉与不自觉的运用。

（四）侵权行为的继续性

　　所谓环境侵权的继续性，是指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需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损害后果。传统的侵权行为一旦加害人停止实施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即告停止。而环境侵权的后果往往是各种因素的积累并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作用后才逐渐显示出其危害性，并且其造成的损害是持续不断的。不会因侵权行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往往要在环境持续作用一定时间。也就是说，其危害后果的潜伏期相当长。[8]环境侵权的这种特性对于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来说是相当不利的，这种不利不仅表现在环境侵权主体的认定上，还表现在侵权因果关系的判断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因此赋予受害人以弱者身份，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此的制度安排也有更充分的基础支撑。

（五）环境侵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

　　环境侵权中有大量的环境标准，如环境质量标准、环境排污标准、环境基础标准和环境方法标准。各种环境标准在环境侵权领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制定其它环境侵权规范的基础，也是环境侵权司法的基础。这就使得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困难，这对于社会知识水平一般的民众，是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些高技术性的证明活动。环境侵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同样将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同样需要我们的法律予以特殊保护。

二、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的人权基础

　　一切法律都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环境法也是这样。因而环境法并不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环境法产生的基础，也是环境法的直接目的。环境法可以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人权，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从价值的序列说，人权位于所有权利的最高位阶，失去人权，人也就不再为人。[9]一般来讲，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代人权、第二代人权和第三代人权。其中第一代人权是法国大革命时代所倡导的公民政治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这类权利的功能主要在于保障公民不受政府的侵扰。这是基于第一代人权的产生背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崛起并不断强大，他们不甘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于是极力宣扬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观，而作为社会最低层的平民，他们饱受封建专制的强权统治，他们渴望政治上的保障，以对抗强大的政府。而第一代人权的提出，正好最低限度的满足了在政治上处于弱者的平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代人权的产生是对强者的限制，对弱者的特殊保护。第二代人权乃至第三代人权同样反映这一主题，即人权出于对弱者的特殊保护。人权理论通过赋予公民等弱者基本人权的形式来抵御政府等强者的侵扰，通过对弱者给予特殊保护的形式来孜孜以求法律之公平正义。人权的提出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是法律巨大进步，是弱者运用人类文明成果即法律捍卫自身基本权益的体现，是人类不同于弱肉强食的动物界的本质区别。从上述意义上说，人权的本质在于对若者的特殊保护。
　　环境侵权行为是侵害他人环境权益的行为，侵害对象是环境权。[9]那么环境权是否是人权，也就是环境权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是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但有一可以肯定的是，环境权最初就是作为人权的形式被提出来的。[10]而且是作为第三代人权被提出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最早遭受环境危机带来的灾难，因此环境保护运动也最早在西方国家兴起，环境权理论也发源于此，他是环境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1960年，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声称向北海倾倒放射形废弃物的做法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自此引发了环境权是否是人权的大讨论。
　　1970年3月，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明确提出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使环境权作为人权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也将人权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人类有权生活在“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这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重声了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所确立的原则：“人类有权享有与自然和谐的、健康和富足的生活”就这样，环境权作为第三代人权中不可或却新型人权登上历史的舞台。

三、环境侵权弱者保护的本质是实质公平

　　公平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宗旨和目的要素。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私法领域，奉行“人生而平等”的法律格言。考察晚近的私法发展，不难发现在强调抽象人格、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流下，还涌动着一股要求突破人格局限，倡导弱者保护的潮流，并且这种趋势日益增强，势不可挡，现在已经迅速渗透到各国私法立法中，体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和公平。根据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所划分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标准，我们可以将公平区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实质公平与形式公平不同，它是指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社会性的公平或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的公平观，强调针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法律调整。
　　传统的侵权行为一般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环境侵权虽属于侵权行为，在其特征上却更多表现为实质的不平等、不公平。这不仅是对传统侵权的公平价值的冲击，更是对公平价值理念的发展和充实。正如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则以现实的不平等为基础来建立公平体系，在承认市场主体资源禀赋差异的前提下，给每个主体以“相对特权”，追求结果的大体公平。[11]法律从关注形式平等、机会平等到关注结果平等、实质平等，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关注弱者，保护弱者，通过赋予环境侵权弱者以“相对特权”，来追求法律之实质公平，这无疑是法律的进步，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现代社会以抽象人格、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无身份区别保护为一般原则，弱者身份的提出，是这种一般原则的例外。这种例外的产生并在法律规范中得以体现，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保护弱者是人类高度文明在法律上的显像，是法律规范人性化的反映。将弱者保护理念深入贯穿与环境侵权的始终，这是实质公平在本质要求，这对于我们加强环境侵权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具有基础性作用。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