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的名称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

二、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军官按照职务性质分为军事军官、政治军官、后勤军官、装备军官和专业技术军官。”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军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组成部分。

“军官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与其职责相应的地位和荣誉。

“国家依法保障军官的合法权益。”

四、第三条改为第四条，修改为：“军官的选拔和使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注重实绩、适时交流的原则，实行民主监督，尊重群众公论。”

五、第二章标题修改为：“军官的基本条件、来源和培训”。

六、第七条改为第八条，第（一）项修改为：“忠于祖国，忠于中国共产党，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献身国防事业；”第（三）项修改为：“具有胜任本职工作所必需的理论、政策水平，现代军事、科学文化、专业知识，组织、指挥能力，经过院校培训并取得相应学历，身体健康”。第（四）项修改为：“爱护士兵，以身作则，公道正派，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

七、第九条修改为：“军官的来源：

“（一）选拔优秀士兵和普通中学毕业生入军队院校学习毕业；“（二）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三）由文职干部改任；

“（四）招收军队以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

“战时根据需要，可以从士兵、征召的预备役军官和非军事部门的人员中直接任命军官。”

八、第八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人民解放军实行经院校培训提拔军官的制度。

“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军官每晋升一级指挥职务，应当经过相应的院校或者其他训练机构培训。担任营级以下指挥职务的军官，应当经过初级指挥院校培训；担任团级和师级指挥职务的军官，应当经过中级指挥院校培训；担任军级以上指挥职务的军官，应当经过高级指挥院校培训。

“在机关任职的军官应当经过相应的院校培训。

“专业技术军官每晋升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应当经过与其所从事专业相应的院校培训；院校培训不能满足需要时，应当通过其他方式，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

九、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考核军官，应当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根据军官的基本条件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军官考核标准、程序、方法，以工作实绩为主，全面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次，并作为任免军官职务的主要依据。考核结果应当告知本人。”

十、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修改为：“副师职（正旅职）、正团职（副旅职）军官职务和高级专业技术军官职务，由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和政治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和政治委员、大军区及军兵种或者相当大军区级单位的正职首长任免，副大军区级单位的正团职（副旅职）军官职务由副大军区级单位的正职首长任免。”

十一、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在舰艇上服役的营级和团级职务军官，任职的最高年龄分别为四十五岁和五十岁；从事飞行的团级职务军官，任职的最高年龄为五十岁。”

十二、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合并为一条，作为第十五条，修改为：“作战部队以外单位的副团职以下军官和大军区级职务军官，任职的最高年龄依照本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相应规定执行；正团职军官，任职的最高年龄为五十岁；师级职务军官，任职的最高年龄为五十五岁；副军职和正军职军官，任职的最高年龄分别为五十八岁和六十岁。”

十三、第十六条修改为：“专业技术军官平时任职的最高年龄分别为：

“（一）担任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四十岁；“（二）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五十岁；“（三）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六十岁。

“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军官，少数工作需要的，按照任免权限经过批准，任职的最高年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的年龄最多不得超过五岁。”

十四、第十七条修改为：“担任排、连、营、团、师（旅）、军级主官职务的军官，平时任职的最低年限分别为三年。”

十五、第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军官德才优秀、实绩显著、工作需要的，可以提前晋升；特别优秀的，可以越职晋升。”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军官晋升职务，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任职经历、文化程度、院校培训等资格。具体条件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担任师、军、大军区级职务的军官，正职和副职平时任职的最高年限分别为十年。任职满最高年限的，应当免去现任职务。”

十八、增加“军官的交流和回避”一章，作为第四章，章内增加六条，作为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二条：

１、第二十七条：“军官应当在不同岗位或者不同单位之间进行交流，具体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本法规定。”

２、第二十八条：“军官在一个岗位任职满下列年限的，应当交流：

“（一）作战部队担任师级以下主官职务的，四年；担任军级主官职务的，五年；“（二）作战部队以外单位担任军级以下主官职务的，五年；“（三）机关担任股长、科长、处长及相当领导职务的，四年；担任局长、部长及相当领导职务的，五年；但是少数专业性强和工作特别需要的除外。

“担任师级和军级领导职务的军官，在本单位连续工作分别满二十五年和三十年的，应当交流。

“担任其他职务的军官，也应当根据需要进行交流。”

３、第二十九条：“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军官向其他地区交流，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第三十条：“军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担任有直接上下级或者间隔一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不得在同一单位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首长的职务，也不得在担任领导职务一方的机关任职。”

５、第三十一条：“军官不得在其原籍所在地的军分区（师级警备区）和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武装部担任主官职务，但是工作特别需要的除外。”

６、第三十二条：“军官在执行职务时，涉及本人或者涉及与本人有本法第三十条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益关系的，应当回避，但是执行作战任务和其他紧急任务的除外。”

十九、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军官实行职务军衔等级工资制和定期增资制度，按照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享受津贴和补贴，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适时调整。具体标准和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二十、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军官按照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享受军人保险待遇。”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九条：“军官住房实行公寓住房与自有住房相结合的保障制度。军官按照规定住用公寓住房或者购买自有住房，享受相应的住房补贴和优惠待遇。”

二十二、第三十一条改为第四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军官享受休假待遇。上级首长应当每年按照规定安排军官休假。”

二十三、第三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军官的家属随军、就业、工作调动和子女教育，享受国家和社会优待。”

二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三条：“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军官平时服现役的最低年限分别为：

“（一）担任排级职务的，八年；“（二）担任连级职务的，副职十年，正职十二年；“（三）担任营级职务的，副职十四年，正职十六年；“（四）担任团级职务的，副职十八年，正职二十年。”

二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四条：“专业技术军官平时服现役的最低年限分别为：

“（一）担任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十二年；“（二）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十六年；“（三）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二十年。”

二十六、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五条，修改为：“军官未达到平时服现役的最低年限的，不得退出现役。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前退出现役：

“（一）伤病残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二）经考核不称职又不宜作其他安排的；“（三）犯有严重错误不适合继续服现役的；“（四）调离军队，到非军事部门工作的；“（五）因军队体制编制调整精简需要退出现役的。

“军官未达到平时服现役的最低年限，要求提前退出现役未获批准，经教育仍坚持退出现役的，给予降职（级）处分或者取消其军官身份后，可以作出退出现役处理。”

二十七、第三十四条改为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军官平时服现役的最高年龄分别为：

“（一）担任正团职职务的，五十岁；“（二）担任师级职务的，五十五岁；“（三）担任军级职务的，副职五十八岁，正职六十岁；“（四）担任其他职务的，服现役的最高年龄与任职的最高年龄相同。”

二十八、第三十五条改为第四十七条，修改为：“军官未达到平时服现役的最高年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退出现役：

“（一）任职满最高年限后需要退出现役的；“（二）伤病残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三）受军队编制员额限制，不能调整使用的；“（四）调离军队，到非军事部门工作的；“（五）有其他原因需要退出现役的。”

二十九、第三十七条改为第四十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军官退出现役后，采取转业由政府安排工作和职务，或者由政府协助就业、发给退役金的方式安置；有的也可以采取复员或者退休的方式安置。”第三款改为第四款，修改为：“对退出现役由政府安排工作和职务以及由政府协助就业、发给退役金的军官，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进行职业培训。”

三十、第三十九条改为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军官退出现役后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三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现役警官适用本法，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对我国《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不同理解

张爱民 秦昌东


2004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安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以下方式承担民事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民事责任。”对该规定最直接的理解是：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超过的限额的部分，由受害人和侵权人根据各自责任的大小予以分担。至于说保险公司在赔偿案件中所处的诉讼地位以及对受害人请求是否能够抗辩等问题则不予考虑。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交安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一、用语不严谨。
保险责任的承担基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订立了保险合同并由约定保险事由的发生而产生。虽说保险合同的订立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是适用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但就合同的性质来讲，保险合同仍然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种意定的民事合同，必须有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意为要件。只不过由于保险行业的特殊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采取的是一种格式条款的规定。根据我国保险合同的性质和保险法的规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并不是一种强制性保险，只不过是在机动车的年检过程中，由于车辆管理部门的要求，必须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合同方可以检车，第三者责任险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且不说《交安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在事实上进一步确立了保险公司的行业垄断地位（因为确定了机动车年检必须要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尽管第三者责任险是由保险法调整的一种自愿选择的险种），单就从专业术语来看，没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一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交安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并不存在，保险公司可以拒绝承担责任。
二、原则不规范。
根据《交安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事故造成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先在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才由侵权人和受害人根据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从该规定可以确定，在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范围内，无论受害人对造成的损失是否有过错，其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只有超出限额的部分，受害人才可以根据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这样的规定到底是为了保护受害人还是放纵了受害人？根据我国侵权赔偿的通说，行为人应当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民事责任，贯彻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该两项规定即是对过错责任原则的体现。《交安法》第七十六条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受害人对造成的损失是否承担责任，完全取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范围。同样的事故损失，同样的过错程度，如果保险合同商定的保险金额高，超出了事故造成的损失，受害人则不承担责任。如果保险合同商定的保险金额底，低于事故造成的损失，受害人则需要承担民事责。受害人是否对损害承担责任要看他的运气如何，取决于侵权机动车是否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以及保险金额高低。《交安法》确定的是由侵权人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了事实上的严格责任原则（虽然是由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但保险公司是基于与侵权人的保险合同关系而承担的一种转承责任）。从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来说，《交安法》所确立的这种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限额来确定受害人是否对损失承担责任而不是根据过错程度来确定受害人是否承担责任的严格责任原则与我国民事侵权法律中的过错责任原则相违背。同时，从法律渊源上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是基本法律，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是一般法律。《民法通则》由全国人大制定，《交安法》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在法律适用上应当优先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无论从民事侵权法律归责原则还是从具体的法律规定来说，《交安法》第七十六条有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实属立法不足。
三、规定不明确。
根据《交安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受害人通常会一并诉讼保险公司。在适用该法律规定中，司法实践出现了混乱。首先混乱的是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现在的通常做法是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或者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无论是何种诉讼地位，结果是一样的，均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确认保险公司的被告地位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地位均有不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种侵权之诉。能够成为侵权之诉被告的应当是侵权行为人或者依据法律规定对行为人行为承担责任的人。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既不是侵权行为人亦不是行为人的法定责任人，其只与侵权人之间存在一种特定的民事合同关系——保险合同关系。受害人与保险公司没有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险公司与侵权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与受害人与侵权人之间的侵权之诉既非同一亦非同类，因此将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将保险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同样有不妥之处。之所以要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是基于保险公司与侵权人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无论赔偿多少，保险公司都需要与侵权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分担。从这个方面来说，保险公司与侵权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的处理结果利益是共同的。如果排除保险公司权利人的地位或者排除保险公司的抗辩甚至是主张权利，则可能对保险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不排除受害人与侵权人在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内恶意串通取得保险金行为的存在。比如，受害人的损失是6万元，保险限额是10万。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的赔付率是80%。如果按照正常的赔偿程序，保险公司在赔偿6万后，可以向侵权人主张20%，即1.2万。实际赔付4.8万。如果受害人和侵权人串通，确定的损失为10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对受害人有精神损害的，存在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弹性条款），则保险公司赔偿10万后向侵权人主张20%，即2万，保险公司实际赔付了8万。所以将保险公司置于该诉讼地位同样不妥。
其次是法律关系的混乱。由保险公司参加的诉讼中，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即受害人和侵权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与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法院通常会详细审查受害人和侵权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比如诉讼主体、侵权事实、损害事实等），对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只作一般的审查，即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有无保险合同关系以及所保的第三者责任险的最高限额。最莫名其妙的是，法院根本不审查受害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保险公司和侵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保险公司参加了诉讼，可根本就没有解决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险公司和侵权人若协商不成，还需要通过诉讼进行解决。将归责原则和承担责任的方式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放在同一诉讼之中而又不确定其中一种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复杂了司法活动。我国合同法规定代位权与第三人履行制度，《交安法》的该项规定不属于代位权的行使，也不属于第三人履行债务，地位尴尬。
第三，条文理解上的混乱。根据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予以赔偿。倘若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保险公司已经及时对侵权人的损失进行了赔付，而且是按照最高限额赔付的。对受害人于赔付以后起诉的损失是否仍然需要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没有明确。一种意见认为，基于以人为本的立法思想，该规定主要是针对受害人的损失而制定，保险公司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要求保险公司先行承担赔偿责任是因为存在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将来还是需要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责任的。既然保险公司已经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了责任，则不需要再承担责任。对该条文还存在不同理解的是，受害人的损失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交通事故发生后，只有机动车一方的损失，机动车一方是否也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要求机动车一方必须以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确认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交安法》第七十六条从用语、原则、内容上来说，都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